在准备工厂开工的日子里是最激动人心的。英语有个词汇Debut，还是来自法语，说是贵族小姐要进入上流社交圈时要跳Ball Dance作为正式出场。中文里俗语则直白一些，就说“是丢人现眼，还是鸡犬升天，全看这一把了。”Patty带着一班学生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工厂在半年左右里全面准备停当，如期在96年的12月开工，生产出机芯，无论怎么看，也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当然，我们的客户盼望的是在几天里就能开工，Patty嘴里就能跑出机芯，那自然都是神迹了，是在两千零七年前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员工技术销售部基本上都是20岁出点头，很多是大学刚毕业，如我之辈；要么有些工作经验，如我师兄Daniel，（嘿嘿，早我一年，偶像级人物），工厂的各个工程师们也绝大部分都是20来岁，记不起具体年龄了，好像年纪大的就做经理了。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工作时间里有指手画脚的份，在班车或是工作时间之外，则绝对是年轻人的天下，或者说所有的人都年轻了。正是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兄弟朋友加同事的工作氛围，有什么事情，也是集体作战，能帮就帮一把，事情作完就好，绝没有令人深恶痛绝的本位主义。这个本位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太祖爷讲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是大型组织机构不可避免的通病之一。Patty对太祖爷的思想是几乎全盘继承的，当然是四卷以前的为主，只有后来和新加坡亚太总部打交道的时候，才用到部分五卷的内容，比如“与人斗，其乐无穷“之类的。所以要我说，工厂能顺利开工，有很多客观的外界因素，如外高桥管理公司，飞利浦荷兰鼎力支持，但更重要的是内在人的主观能动因素，Patty把太祖爷的思想活学活用，贯彻到公司初期文化建设上来。极大弥补了绝大多数人经验不足的毛病，把个别人(工厂老外副总等人)的成熟经验能够很快的转换成大家的个人技能，大家也是主动发现和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年轻人，（当然经理们也是年轻人的心态）没有人际关系或是个人利益的思前想后，全心全意的为了一个集体的目标而努力，工厂的顺利如期开工，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了。举两个例子。我自己在市场销售部，忙十月份DVD路演，上海站的操作由于协作方的问题，极不顺利，（详情见前文）。在贵都的会议，光靠我们自己已经忙不过来了。而工厂当时也是人手紧张。但是，当Patty调派几个工程师来协助我们的时候，他们绝对是二话不说，到会议现场，既作小工搬运贵重仪器，也帮助回答来宾问题，都是二话不说，任劳任怨，没有因为年龄，资历或工作职责上的千百个理由给我一分推诿，都是好兄弟和好姐妹。正是这么多内部的强大支持才弥补了很多外部的困难，使得上海站的路演也十分成功。同样的，在路演活动一结束，我也投入了工厂的建设工作，那时工厂的人事经理大举招兵买马，行政经理还未报到。Patty把外观厂名，厂标，及后来的程控电话招投标等等，也让我负责。我就兼了部分行政经理的工作职能，虽没有经验，凭的就是太祖思想的教导 － 革命要我干啥就干啥，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不，是多种准备，随时随地的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当然在工厂开张的时候，我又转回作市场活动了。当天有一个与Patty无关的小故事。记得那年12月的一天，气温突降，是上海那种冬天刺骨的冷。外高桥离海边又特别的近，在外面站上一会就会给寒风吹成人棍。当天出席的有当时是市委领导，第二年就高升去作国务委员，后任教育部部长，掀起了教育市场化高潮的大员（还是复旦校友）。我们的开幕式有安排一段室外的舞狮，点睛的工作自然是这位领导担当了。而领导当然不会全程参与活动，只在最关键的时候出席，所以就变成了所有其他的嘉宾们必须要在领导赶来之前，在寒风中列队，等待领导出现，点睛舞狮后再进入室内的场面。不巧的是领导的车队似乎出了问题，连续两次放了我们鸽子。就是让其他嘉宾们在室外空等5分钟，冻蔽后，进入室内复苏10分钟，再次出场冻5分钟，又入室内融冰解冻。等到我和Daniel第三次得到领导车队在5分钟后抵达的消息时，面对各位企业老总们不善的目光，已经几乎没有勇气再把大家请出暖房，赶入凛冽的舞狮会场了。实在不得已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请大家帮忙配合，招呼大家走了出来。但是心里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最后一次。耍了三次，要在玩下去，估计嘉宾们就不是嘴里和眼神里的招呼了。心里对官僚形式主义痛骂，和Daniel面对这位老复旦校友，则还是笑脸相迎。一来也不是她的个人责任，二来这就是游戏规则，因为有市级领导，活动才会有档次，媒体报到才会上版面等等。不止中国，哪里都是一样。当然嘉宾们则是有求与我们，等着我们的工厂生产的机芯，他们才能开工啊。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活学活用太祖思想，是Patty带领我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当然这最伟大的集体主义思想违反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博弈论的结论，不能长久。工厂开工的短期半年集体会战可以，要长期坚持太祖思想，非要有过人的本领才行。Patty继续带领着我们，永放光芒的太祖思想在她手上再创奇迹，打败了日本Sony，不仅是市场份额，还有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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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从2006年3月发现患乳癌，至2007年5月去世，时14个月。据1991年的报告，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分析22616例乳腺癌生存率与分级分期的关系，其I―IV期五年生存率分别为96%、82%、53%和18%。而肿瘤的发生发展如同滚雪球，前期较慢，后面是加快生长。比如微小肿瘤发展到1厘米大概需要1 -2年的时间，可是，1-5厘米大概只需6-12个月的时间，后面就更快了。所以晚期发现恶性肿瘤的病人往往只有几个月的存活时间。早发现，早治疗是最有效的解决途径。生命的飘逝如《葬花吟》中的诗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所以，有爱的能力，就给予吧，至少身边的人都能知道；有恨，则留给带来恨的人他/她自己吧。有爱的人，在哪个世界里都会很快乐的。Patty的爱恨都很分明，希望她将爱和快乐留给自己，把恨和痛苦都留给那些施予者自己吧。

        在那么多客户里，Patty最喜欢的有两个，一个是爱多的胡志标，一个是步步高的段永平。

        这两人各有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

        胡志标：I want more loaders.

        1997年Patty带客户去欧洲走访总部官员。有一天安排的正式的晚宴，飞利浦相关的官员都到场。席间我去洗手间，胡跟着我，在洗手间问我，“我要更多的机芯，英文怎么说？”　我回答:"I want more loaders."　胡不懂英文，就在洗手间，让我一边一边读给他听，直到他会说为止。之后的晚宴，和以后几天的形成中，胡只要一有机会就对飞利浦的官员说：“I want more loaders." 见面也说，分手也说。把大家都感动了。

[胡志标（中）德国皇宫]

        段永平：没有人可以不犯错误，除了死人。

        当年所有的客户里，段永平是学历最高的，MBA，并且有过在小霸王做游戏机的辉煌过去。步步高进入VCD行业比较晚，这是也段“敢为天下后”的经营策略。段当年一句笑说：没有人可以不犯错误，除了死人。确让当时的我，顿悟。从此，坦然面对各种失败和失意。

[段永平（中）步步高会议室]

        96年，POS才在中国开始业务的时候，我们出去拜访客户。Patty, Julian, 张志刚，Jack和我常常是坐火车，住的也是三星级的宾馆。对我和Jack，张志刚来说，都工作不久，也就算了。不过Patty当时作为一个事业部的总经理，Julian在飞利浦半导体已经工作了十年的老员工，以他们的级别都是可以买机票住更好的酒店的。Patty完全是把这个公司当做自己的公司在经营，和那些在飞利浦混久的经理人，完全不一样。我想，也正是她的这种精神，才鼓舞着我们这些当时才出道的年轻人，取得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成功。我们当年曾自嘲为儿童团，我们只有一个理想，就是儿童团也要打败日本鬼子。当初就是这样一个信念，现在想着即觉得好笑，但也觉得意气风发。而这种信念，正是 Patty带给我们的。在中国市场上，在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打败了我们的老对手索尼，而且始终保持着比索尼贵1个美元的策略。索尼在这个市场上，破天荒地和我们打起了价格战。这是一段辉煌的日子，人的一生能有此一战，足矣。

        附件第一张照片，是当年和Patty拜访完夏新后在鼓浪屿的留影。当时夏新，还叫厦新，还没有上市。当年，中国十家录像机制造企业一起投资了华录，引进松下的录像机机芯工艺，国产录像机的关键组件机芯。由于VCD市场的异军突起，这场投资后来并不算很成功。我们最初拜访的客户中，就有这十家录像机制造企业，希望说服他们转向VCD，并进入DVD。夏新也是其中之一。除了夏新意外，当时其他的录像机制造企业，对VCD都不屑一顾。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得不把我们的目光集中到当时并不被大家重视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广东的民营企业。于是，才有了日后飞利浦和爱多IDALL、步步高BBG、万利达 MALATA、金正NINTAUS、先科SAST等一系列名营企业的共同合作和发展。当初这种策略的调整，比利时总部、新加坡亚太总部几乎没有人认同，他们只关系我们和长虹、熊猫等知名企业的合作。尤其在产品紧缺时，我们把100%货物分配给这些民营企业时，总部更是无法理解。还是Patty坚信在电子行业，新市场一定在民营企业家手里。Patty顶着巨大压力，坚持自己的策略。1997年8月Patty带着这些民营企业的代表，带着提前三个月开出的三个月的信用证，飞赴欧洲总部。在事实面前，在元器件部全球总裁Y C Luo的过问下，才最终得到总部的支持。附件第二张照片，是Patty带客户走访欧洲时，在柏林一家餐厅的留影，第一排左三是大力支持Patty的 Y C LUO；左二是当时厦新老总陆焕文；右二是爱多老总胡志标；右三是飞利浦半导体部的一位高官，忘了叫啥了。第二排左七十万利达副总王少成；右三的帅哥是 POS在新加坡亚太的头Peter。

        附件三是当时一行在飞利浦总部埃因霍恩飞利浦博物馆前的留影。飞利浦博物馆呈飞碟型，内部四层，展现了飞利浦公司自成立后的各项重大发明。在顶楼是飞利浦为今后十年开发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其中有一个展示，我记忆深刻。那是一套带显示屏的系统，医生可以通过这套设备收集在家病人的各种测试结果，比如血压、脉搏、可以收集尿液、血液进行检查，并通过视频和病人沟通。整个系统被结合在卫生间的各种常用的设施内。1997年的那次参观，给我的印象是震撼！给我们那些客户的印象也是震撼！那次欧洲之行以后，我们的客户份额（客户订单中，我们的百分比）几乎都提到了100%，有相当一段时间，即使我们却货，客户也不考虑设计竞争对手的产品。

        POS和民营企业的合作关系在1998年大家共同推广ErCoS超强纠错标志时达到顶峰。而在Patty离开飞利浦后，烟消云散。Patty离开POS, 也带走了她留给员工和客户的信念，信念一旦消失，一切也就不复存在。Patty走后，我们的客户份额开始下降，连爱多都开始用起索尼的产品。市场销售部的员工也在两年内全部离开。

        2000年，DVD市场在中国大规模兴起的时候，飞利浦机芯几乎没有任何市场份额，而这才是Patty准备大展鸿图的地方。那一年，Patty曾加盟iDVD，回国开始DVD机芯的业务，并在普陀临空工业园建厂，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从2000-2002年，我所在的公司共出口了300多万台DVD去美国市场，并支持其中一个客户在美国市场打败了长居第一的索尼。这三百多万台DVD 中，有一半是索尼的机芯，还有一半是三洋和其他的牌子。如果，Patty还在，那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如果，那三百多万台DVD里，用的是飞利浦的机芯，又将是怎样的骄傲？

[厦门鼓浪屿1996]

[Patty携主要客户走访欧洲总部，第一排左三是给了Patty大力支持的Y C LUO]

[飞利浦埃因霍恩的博物馆]

        飞利浦是CD技术的发明人之一，每一张正版CD上打印的CD标志都需要向飞利浦缴纳许可费。Philips Optical Storage部门就是生产拾光器，一个用激光读取CD光盘上信号的核心部件。在任何一个CD机上，都需要使用这个拾光器。Optical Storage的全球总部在比利时，总部有一个工厂，马来西亚有一个工厂，由于当时的CD机成品市场都控制在飞利浦、索尼、三洋、松夏等几家大型电子企业，Optical Storage主要客户就是飞利浦影视产品部。有点飞利浦内部配套厂的意思。

        VCD技术出来以后，广东地区有些工厂就开始用CD的拾光器，配合VCD解码芯片，来生产VCD。Patty看中的正是这个市场，开始了她的中国之旅。 Patty选中外高桥，成立了飞利浦在中国第一家独资工厂。在这之前，飞利浦在中国有超过10家合资企业。当Patty和外高桥管委会签下厂房租赁的合约时候，Optical Storage总部还没有最后批准Patty的经营计划书。这种事，在飞利浦工作多年的总经理是绝对不可能做的。幸好Patty没有飞利浦的血缘和文化，她就这样做了，Patty说，不能等。当时，她已经敏感地预见到VCD市场在97年就将蓬勃发展。当时外高桥管委会的效率真是高，厂房硬是在几个月之内就盖好，装修好。厂房内墙的涂料后来都起了泡。1996年12月7日，工厂开工典礼。为筹备这个典礼，公司所有的人都忙得团团转，我甚至忘记了我12月5日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工厂开工的时候，我们的管理员工不超过25人，生产线一条，工人也不过几十人。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就这样一间略显寒酸的工厂，在 2年以后，创造了超过1亿美元的产值。

        1996-1997年，外高桥来了四家大公司，IBM, INTEL, HP和我们，四家公司的总经理都是女性，被称为外高桥四朵金花。Patty1998年和INTEL的总经理曼凌一起被评为当年的上海市白玉兰奖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19828/node20002/node31660/node31662/userobject1ai69202.html。
在我的印象中，她是飞利浦中国第一个有此荣誉的人。

        找到一张公司当年的照片，照片应该是97，98年的时候了。
2001年的时候，公司的新厂房落成，搬离了这个地方。新厂房比这里大许多，也豪华许多，员工人数超过3500人。

        第一次见Patty, 是在1996年5月。

        我当时在飞利浦总部人力资源部做培训和发展的administrator。五月的时候正负责Managing Manager的培训课程安排。课程是针对飞利浦中国各个事业部的总经理。飞利浦当时的总部在漕河泾的齐来工业城。课程开始前一天，我搬运培训资料去酒店，在电梯里第一次见到Patty。我当时只知道她是新来公司不久的，一个人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没有窗，没有下属，也没有上司。因为要搬的东西很多，她问我要不要帮忙。

        培训时，我才从资料中知道她的姓名，张亚平，Patty Chang， 是元器件部下Optical Storage事业部的总经理。元器件部当时是飞利浦八大Product Devision之一，而Optical Storage是其下属的一个Business Unit。在这之前，飞利浦中国架构里，有元器件部，但没有Optical Storage这个部门。Patty是这个部门在飞利浦中国的第一位员工。

        培训结束时，Patty邀请我加入她的部门。当时，飞利浦照明部也有意向让我过去。照明部是飞利浦起家的部门，当时在中国已经很有根基。但是，我很快就选择了Patty，因为感觉这里的技术好像比灯泡要高明些。自己学理科出生的，当年也才毕业一年不到，非常向往高科技的东西。和Patty面谈的时候，我问了patty一个问题，后来一直被patty当笑话说了很久。我问Patty，我已经结婚了，是不是有问题。Patty哈哈大笑，说没问题没问题。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从Patty给我的介绍中，我了解到她当时招的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我能很强烈地感觉到她想带领我们这些毫无经验的家伙大干一场。他们基本都是单身，我呢，虽然也才毕业一年不到，但成了家，我不确定Patty会不会带上我这个有了家的兵。

        1996年7月，我正式加入Philips Optical Storage，我的员工号好像是007。当时，整个POS中国员工还有张志刚、虞建达、王宝伟、陈艳、汤杰、刘劲榕和贾峥、沈勤、好像还漏了一个。（想起来了，是周继红2007/ 2/20）

        下图是Patty在1996年5月参加Managing Manager课程，地点：上海锦沧文华， Patty在左下角，我在右上角。

        印象里最深刻的，一直是Patty那爽朗的笑声，对人对己她都毫不吝啬的给出最令人畅怀的笑声。在Patty的眼里，总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和过不去的坎儿。对别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Patty却总是轻而易举的办成了。当然成功之后，Patty也总免不了有一番小小的炫耀。那得意的神情，在朋友们的眼里是一种成功者的自信，在子女面前是一种妈妈的骄傲，在母亲眼里则可能是一种小女儿般的情怀。那种神态，音容笑貌，仿佛就总在面前，挥洒不去。一个笑话，一个促狭的捉弄，无不告诉你，在一个事业成功人士的背后，Patty同样是一个敢爱敢恨，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是你我的挚友，是一双子女的母亲，是姥姥眼里的好女儿。认识Patty十多年了，她给予了我们很多，事业上的指点，生活上的帮助，很多的点点滴滴，总在脑海里不断的回荡。在这一段的人生道路上，记载了在一起曾经的事业辉煌，和生活的转折。允许我们用最真挚的感情，说一声：“谢谢你，Patty。”没有了你，我们会很寂寞，但在冥冥中还有你在指引，抬起头，路还在前方。你也和我们永在。

        Patty的追思会将于3月9日在举行。墓地位于西雅图的湖景墓园(Lake View Cemetery)，东眺华盛顿湖(Lake Washington)，建于1872年。李小龙、李国豪父子墓地也位于此处。

征得家人同意，制作了Patty纪念短片供下载（4分44秒）或在线观看。

1. 低分辨率 320*240 with NTSC 317K 文件尺寸 11M

http://web.ics.purdue.edu/~ljingron/Patty1.wmv

2. 高分辨率 720*480 with NTSC VBR 文件尺寸 134M

http://www.megaupload.com/?d=UKDRG3ZW

        Patty当然不是因为交情深浅而决定供应机芯的生意模式的。其实在96年的时候，爱多的胡总还没有和Patty有很深的交情。爱多当时的机芯生意还主要是和我们比利时经理手下的一位香港销售员谈的。在飞利浦的销售报表上也远远不能和镇江厂相提并论。怎么说，Patty到镇江去过好多次，也一直很珍惜和他们的合作关系。但是在新的飞利浦生意模式这一点上，Patty是早有一番计划了的。而这个计划正是基于Patty对市场的预判和把握机会的决心。

        在我们原来的生意模式中，我们主要供应光头给镇江厂，由这家中间件生产商再出货给整机厂。虽然当中有很多的利润空间，但是从长远来看，很自然的链头两端都是要往中间延伸，中间件生产商的生存在数字化电子产品行业中，价值被削弱，必然会受到两端的挤压。所以中间件生产商的商业模式就有很大的问题。事实上，一年后的不久，这家镇江厂就也走上了生产自己品牌机的道路，这是后话。从96年的客观情况来看，机芯短缺引起的供应链断裂造成，使得最终整机生产商不得不寻向更上游的供应链，也就是我们，希望直接得到机芯供应。所以购买12,000美金的技术开发资料决不是那么多整机厂都昏了头，而是一方面他们确实希望摆脱中间件生产商，而直接有开发读片系统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则是表达与飞利浦合作的信心，希望借购买如此昂贵的技术资料，而建立与飞利浦高层的联系。至少可以和Patty见上一面。而Patty设置这个高价格，作为进入门槛，就自然得把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式的企业，或机芯产品中间炒货商排除在外，只留下那些真正愿意大规模生产的整机厂商了。Patty所设想的新的商业模式就是不再销售光头，只销售完整光驱，而摆脱中间件生产商，直接建立和整机厂商的供应链模式。如下图所示，

        和我们原来的生意模式相比（参见“关于Patty的回忆(2)”），虽然我们在物流上还是不得不从香港走货，但是我们不是卖光头，而是卖光驱（含塑料件和光头），价格上至少翻上一倍，并且摆脱了中间商的环节，通过我们的技术支持，建立了与整机厂的更紧密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压力多大，镇江厂的光头生意必然就要全部停止了。但是知行一致，知道和做到必须要有对时机的准确把握，和强有力的执行能力，恐怕也只有Patty能在当时就做到这一点了。所以爱多在96年下半年起，渐渐的得到了更多的飞利浦机芯供应，为胡总接下去的更大野心的市场动作打下了伏笔。

        而这种严峻的机芯市场短缺，令我们的上海工厂的开工进度，在内部和外部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压力也迫使几乎我们上海部门所有的力量都投入进去了。Patty身上更是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当时她作为关键组件部中国香港区的总经理，不仅负责上海和香港两个销售机构的运作，更兼任了上海工厂的总经理。细看Patty以前的简历，在美国读MBA，做过销售和市场，有在DataQuest的咨询业从业经历，可以说从高端的战略规划，中端的市场营销，和刺刀见红的直接销售；Patty都是手到擒来，轻松搞定。但是Patty却没有任何开设新工厂的经验。要将一个工厂从无到有，从几乎两手空空，到钱人到位，开工运作，又是如此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对任何一个老手来说，都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Patty做到了。在96年的11月我们的第一个试产的机芯从流水线上下线了。12月份我们就要正式开工了。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Patty抢钱的第一招，就是先砍死了我们原来最大的客户。飞利浦宣布不再供应光头给镇江的这家电子厂了。在96年年中以前，这家镇江的电子厂就一直是香港比利时老头手下最可靠的客户，关系牢固，销售额一直稳步上升。一年的销售报表上好看的不得了，是经典的优质客户。一直是他们要货，而飞利浦供应不上。所以比利时老头一直感觉从客户关系来讲，是飞利浦欠他们的。并且由于这个生意还牵涉到飞利浦半导体的同步出货，以及香港各个经销商们的利益。可以说当Patty提议要砍掉这个客户，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了。这家镇江厂当时由于不在零售市场上卖整机，所以在最终消费者那里知名度不高，但在业界却是响当当第一块牌子的中间件供应商。生意上南下北，四通八达，老总忙的到处飞来飞去接订单，客户电话多的都接到手软。可是当时96年下半年有一阵，这家镇江电子厂的老总完完全全关了手机，就天天坐在了我们上海的办公室里，一边拿出种种以前的进货单据，痛说友好合作历史；另一方面拿出公司财务文件，强调现金充裕，摆明车马，有多少飞利浦货都通吃，简直是想要谈年度总包销的生意了。鼓动了比利时老头帮忙，又游说半导体的老大出马，反正是把他能用到的关系全用上了。但是Patty最终说服了公司内的各种意见，让他们接受了她的新商业模式的建议，并且说服了半导体部门的出货以我们部门为准。就是由我们来选定客户，半导体跟进的策略。当然这些都是逐步作到的。第一步就是顶住了巨大的内外部压力，坚决的断掉了给镇江厂的供货。怎么回事呢？我们的客户在哪里？新的业务模式是什么？为什么能说服半导体和香港的方方面面，还有亚太区的老大？不得不说Patty在预判并把握市场机会，和用她的个人魅力来说服别人方面衡量，绝对是超一流的领导者。而也有人说是集枭雄和女性细腻气质于一身。因为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Patty出手往往咄咄逼人，敢想敢干，完全是山东人的豪爽风格。这可能也是她后来和爱多老总胡志标一拍即和的原因之一吧。

        不错，爱多就是飞利浦商业模式调整后的96年的最大受惠者。再回顾一下96年的VCD碟机市场态势。当时并不是群龙无首，反而可以说有一个品牌一枝独秀，自95年起其一直是碟机零售市场的老大。这家厂坐落在江苏的常州，是索尼的最大客户。依靠初具规模的生产技术优势，稳健的一直盘踞第一的位置。而其他的品牌都是很多闻所未闻的杂牌。而说起95年以前的爱多，同样是名不见经传。据后来复旦新闻系师姐写的爱多长篇专题里的描述，把其归类于从早期家庭作坊发展起来的绝不过分。爱多的胡总属鸡，出身贫寒，少年时的生活困苦，曾经种过蘑菇，据称每天还要往返游过一段河才能去种。没有作爱多前，则做过各种乱七八糟的生意，甚至还做过小霸王游戏机的盗版机。当时小霸王的总经理，后来又出来创立步步高的段总，说很早就认识这个胡志标，就是当时抓盗版机时打下的交道。从另一个方面可见胡总的所作所为，确实就两个字：“乱闯”。正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胡总在94、95年的时候，闯进了VCD碟机的生意。毫无疑为，他是从散件组装起家的。也就是从市场上卖了现成的机芯套件，解码电路板，变压器，机壳等等，拉了个作坊就起家了。因为当时广东走在风气之先，自三来一补的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就形成了相当的工业基础，并且市场化自然分工。现在很流行的“产品零配件物流链区域整合”的概念，当时在广东深圳外围一带已经相当普及了。就是说在一个特定50里的范围内，你可以找到所有的某电器的所有配件。比如VCD整机所需的基本元器件，按不同程度组装成各种一定的套件，你买回来就可以装成整机，贴上另外某个知名品牌的牌子，找下家出手了。这就是盗版机啊。我毫不怀疑胡总就是这样先做起来的。因为这在当时的广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胡总很快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要做自己的品牌。起初的品牌他觉得不好，而当时有一首歌很流行，“每天爱你多一些”，爱多的名字很自然而然地从胡总的口中出来了，而IDALL与英文Idol（偶像）的音也非常相近。这个品牌就成了后来好几年中央电视台中出现最多的品牌。从散件作到一定规模，胡总是下了很大一番功夫的，但是要更上一层楼，胡总还需要更关键的一个支援，就是当时极度缺乏的VCD机芯。

（98年蓝色火焰为爱多制作的“我们一直在努力”系列）

        有人问，你不是说公司账号上没有钱吗，那如何开工资和应付各种杂费呢？这里不得不说Patty的点石成金的传奇之处。我们当时最暴利的产品是一个要收12,000美金的东东。为什麽是12,000美金？因为虽然标价是美金，但是客户还是要转化成人民币付给我们的。Patty认为当时的兑换价是八点几，差不多就是10万人民币。而如果直接放个人民币报价显得我们产品太本土化，所以开价用美金，而兑换率使用当日牌价中间价，所以实际支付价有时比十万高些，有时低些，显得我们还是很正正规规做生意的。

        但是产品到底是什麽要那么贵呢？产品就叫做Starter Kit -“开发套件”。其实就是一个VCD机芯加上一厚本的技术开发手册。是为技术工程师使用作参考，设计整机时如何使用我们的产品的。而这套手册早几年就已经写好，在飞利浦的技术部里束之高阁，无人问津。而Patty慧眼识宝，带来了中国。所以从成本来看，这个开发套件的成本几乎为零。但是Patty硬是把它卖到了12,000美金一套的高价！更恐怖的事，客户的订单还让我们卖断了货！！！你说技术手册不就是纸吗？开动复印机，轰隆隆的一响，不就全有了吗？确实如此，我们的复印机确实是高速的，如此赚钱的纸怎么能不快马加鞭的印呢。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机芯啊。由于政策的原因，新加坡生产的机芯到上海是作为自己实验开发的名义进口的，数量有限制，更不能买卖。所以当客户的订单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只能先收钱，等搞到了机芯再交货。如何搞到的？马克思回答说，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冒绞首之险。开玩笑，Patty当然是合法的把这些可爱的宝宝搞进来的，当然时间紧张，又是无本万利，只能说是有一些擦边球了。说到这里，你可能很奇怪，在知识产权没什麽保障的96年的中国，凭什麽一些技术资料要卖那么贵，而且还有那么多人要！

        这只能说是Patty的高瞻远瞩了。尽管有着DVD的阴影，但是VCD很神奇的在96年的中国开始卖火了！而VCD机芯开始全面缺货。Patty有一次绘声绘色的给我们讲了个故事，福建一家后来全国闻名的私有制碟机生产企业的老总，当时是直接带着满满几箱现金，出现在飞利浦香港办事处的，令我们的销售经理大吃一惊。原因是中国真正的企业家确实很多方面非常俭朴。或直接了当地说，我们的销售经理看到了一个农民打开了几个满是现金的箱子，怎么都要大吃一惊的。可能担心卷进黑社会风波或是廉政公署的调查。这里的故事绝对没有贬义，而是真正的佩服。因为后来成功的VCD企业家中真有农民出生的，比如爱多的胡总，一样横刀立马，叱咤风云，令人敬佩。但是这位福建的老总真是学问人出身，只是生性简朴淡泊，在做这个企业之前还是乡里学校的老师。我非常相信Patty的故事，因为其简朴我是亲身领教的。97年就有一次和Patty一起去他们的工厂参观，奇拐八弯后总算安全抵达。几经中午，先抓紧在工人午休前在所有的车间转了一圈，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毫不容易等到了老总说去吃午饭，可是先申明没有什麽安排，就是工厂当天的正常伙食。Patty 顺口接道当然、当然，就吃些你们正常伙食就好。等来到饭桌一看，就是稀粥和咸菜，还没有饭！但是量是给足了的，因为允许我们没吃饱再添，实在不行，有几个工人们午饭后还剩下的馒头，老总马上保证说绝对不是隔天的！？！？说实在的，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不是在开玩笑。自然，Patty和老总们谦让一番后，这些馒头落到了我一个人的肚子里。我也对这位企业家的简朴精神由衷得印象深刻。不管Patty那天有没有吃饱，她和这位老总还是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也一直鼎力支持这家私有民企。而正是这种企业家的简朴精神，让这家公司在几场碟机大战之后还一直生存了下来，直到现在还经营的很好。Patty 的选择可能是聪明的直觉吧，她经常说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我知道她的母亲也曾经是中学校长，可能让Patty对这位老总有了更多的好印象吧。当然许多Patty和这些碟机厂老总们的轶事，之后再慢慢一章一章的讲，这里还是讲96年的故事。

        95、96年的VCD碟机还是卖得要比录像机贵，销量也少。但是，VCD的碟片要比录像带便宜太多了。同样使用CD的压片机，不需要任何新的投入，就可以把流行的电影，电视等视频资料变成小小的碟片，以一俩元钱的成本，销售十几元的价格。又是暴利的生意模式，立即吸引了无数压片商们的注意。当然没有版权的，就是盗版商，有版权的就是正版商。但是无论如何，成本和销售价格的巨大差异，使得录像带立即就没有了吸引力。各种国外、港台和国内的VCD碟片则一下子风靡中国的大街小巷，打开了令国人无法想象的潘多拉魔盒。对VCD碟机的需求一下子打开了。而就像之前分析过的一样，数码电子产品生产的低门槛，令所有的电子厂商都想马上分一杯羹。任何一个稍具电子知识的人，采购便宜的CD机芯加上解码电路，就可以卖到数千元比录像机还要贵的价格。谁不想拉开架势就干。当时的广东就有大量的家庭作坊工厂投入了进来。

        而飞利浦的上海机芯工厂还没有开工，新加坡工厂又没有过剩的生产能力。竞争对手索尼本来就已经满负荷运作，并且它的相当一部分机芯要用在游戏机Play Station上，而且也没有看好这个市场，而是专著在DVD。这样市场上的两家主要机芯供货商都没有余力来满足供应，巨大的供需矛盾正如Patty所料一般在1996年火山般爆发了。疯狂的抢钱故事真正开始了。

（在抢钱故事之前还是先在美国回味一下那些可爱的稀粥和咸菜吧，企业立身之本啊。）

        说起这次96年的飞利浦DVD路演，若干年后我在中国出版的一些碟机资料介绍中，都不约而同的读到了。把这次飞利浦路演作为中国DVD发展历史的市场发端，很高度的评价。这是因为我们把场面搞得够大！

        Patty把一个单一性的战术性部门作战，变成了战役性的军团多部门合成作战。不仅是我们元器件的关键组件部，Patty还拉来了飞利浦多媒体投影机/电视墙部、苏州飞利浦显示器工厂、电脑和外设零配件部、飞利浦半导体部，飞利浦消费电子、集团市场部等等，内部参与人员来自各个不同地域，包括荷兰、香港、北京、上海、和苏州，操荷语、英语和浓重方言口音的几种普通话。（提到荷语是因为那个搞技术保障的Van鬼子有一天一个包不见了，急起来操着荷语和他的同伴和我一起乱叫，令我惊呆一旁，不知道他在嚷什么。）并且Patty还运用她的关系，请到了中央主管部门司局级的领导坐镇。当然学术界，产业界和专业媒体的朋友们也就都聚齐了，还有很多不请自来的朋友。面对如此千头万绪的项目活动，于一个久经沙场的市场活动老手恐怕都要手忙脚乱一番。在Patty镇定自若的指挥下，我们也好像自然而然的把人民大会堂活动办成了。可惜留影的照片我又没有找到。Patty事后安慰惊魂一直未定的我，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成功的大型市场活动都好像是：屎壳郎滚的粪球­，外面看上去总是又圆又光的。Kao ！我喷！大型市场活动一点神秘感都没有了耶。但是我还是因为这个市场活动辛苦地哭了。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上海。

（图：市场部的活动真的很辛苦。学名蜣螂的我正在推 ……，我推，不行我用屁股顶，我顶）  

       北京的活动很成功，而上海虽然离本部近，但是反而对我的压力更大，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合作伙伴。由于Patty的人脉关系，我们的市场活动合作方不是普通的市场广告公司，而是电子业内的半官方机构。北京的这个机构与Patty有直接关系，搞得很定，请的官员够级别。而上海的机构则是北京方面推荐的。是科委下面的一个三产机构，而里面的人员全是原科委里退出来的官员。所以完全不是什么按合同条款，给多少钱，办多少事。而是给了钱，也不办事。比如邀请信本应该是由他们完成的，结果竟然说没有人手，要我们自己去写去发。去他们的办公室，总看到一堆闲人在看报纸，还一直说没有人手。要求他们协调些工作，就要求我们先打款，然后又推说，这个官员出差了，那个事情官员不同意啦。气得我心想，给你们打款，不就是要协调这个事吗，办不成还舔着脸先收了那么多钱！我怎么给Patty交待。搞到后来，对贵都场地的事情他们也推说不管了。完全要我自己去谈。那时就是忙得分身乏术啊！ 北京和上海的两个会就在紧张筹备，而上海的官老爷合作方明显是欺负我一个刚出粪坑的屎壳郎，根本不打算给我什麽帮忙。眼看着那么多心急火燎的事要处理，一半气一半急的。屎壳郎一个月工资才1800元RMB，刚给你们还打去那么多钱，就回头说事情还要我自己干，看在我辛苦搞到这么多钱的份上，你们也不该这样做啊。饱受欺骗，怒急攻心，泪水就从屎壳郎的脸上留下来了。但还是要埋头处理一大堆的事。这时Patty明显察觉到了我的变化，也只有她知道我身上的巨大压力，从我手上把一些事情接了过去，另外想办法处理了。并陪着我痛骂了那个半官方的协调人。所谓的痛骂，Patty是这样说得，他们不愿意帮我，是因为他们已经老了，没有前景了；而我还年轻，未来的前景一片光明，没有必要和他们一般见识。于是我很快地就抛弃了依靠他们的幻想，带着阿 Q般自我未来道路的梦想，又鼓足信心，拼命工作。记得上海演示会前一晚，一个同学正好在贵都搞活动有订房，于是就蹭在那里，晚上还在润色第二天的讲稿，早上也是起个大早去安排各种事项了。是啊，如今我在美国又要开始自己新的事业，而那些人也应该有自己该去的地方了吧。 

        愿年轻的屎壳郎们继续在有Patty这样好的人带领下继续努力吧。

        再说回96年的飞利浦DVD路演。当时虽然DVD的宣传甚嚣尘上，但是几乎所有的国际电子大厂都没有在中国宣传的计划。因为这时的中国看不出有大举销售DVD的任何潜力，在国际技术标准方面也没有任何发言权。所以只有中国自己媒体的热闹，而没有国际电子厂商来捧场。96年又是DVD国际标准达成的一年，也就是各个利益团体在DVD论坛的国际会议里交换妥协的时候。中国既无市场潜力，又无技术标准影响力，自然被弃为荒地。而荒地自然就只有留给聪明的人来耕耘。DVD标准正式在1996年达成的，而各个厂家们原来的东西，自然就要再按照新的标准改回去。实际上，最后的标准是倾向于东芝集团的，只补充了飞利浦索尼集团的一点点东西。但是这并不妨碍飞利浦第一个到中国来说。

        Patty其实很早就定下了飞利浦DVD路演的计划，而时间选在黄金10月，也是有充分考虑的。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什麽黄金周的讲法，不是因为旅游旺季在10月。而是我们的新工厂要在12月份投产，飞利浦的商业模式要做彻底的变化了。如何变化，这里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画个图，慢慢为你做分析。当然我们新工厂并不是生产DVD机芯，那时候哪有机芯的影，开模具和大规模量产都是三、五年以后的事了。我们要卖的还是老东东，几年前就已经很成熟的CD的机芯，但是当新的VCD机芯来卖。所以DVD路演，照Patty的讲法，就是“打高卖低”，用DVD赚吆喝，来卖VCD的机芯。事实证明，效果好的出人意料。因为中国的媒体非常的“高瞻远瞩”，当时对没影的DVD炒的一浪高似一浪，对街头路边的VCD并不如何关心，总给人DVD马上要来的印象。所以我们的路演会空前成功，全国各路人马蜂拥而来，争相要一睹DVD真容。租的人民大会堂和贵都饭店会议厅都临时加座，还有人要站着来听的。产品演示时，人也都挤到前头来了，水泄不通。飞利浦荷兰总部实验室的两个老外，一个做市场的来演讲，另一个作技术的来演示产品和保障。做市场的人看来和Patty挺熟。而这个做技术的老外后来和我也蛮熟的，我记得名字中还带个Van的贵族姓氏遗迹，而平常穿着和今天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毫无二致。几年后我到飞利浦消费电子做DVD产品部经理的时候，做DVD+RW（可刻录的DVD）路演，从荷兰请来的工程师还是他，穿着风格也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题外话一句，不知道现在他是不是已经退休了，因为飞利浦没有什麽新的后续产品研发了。记得当时最紧张的末过于他了，对所有的设备仪器都是绝对小心轻放，好像是玻璃器皿似的。之后他悄悄的告诉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实验室样机，长途运输后能正常工作的风险大了去了。万一一个失手，没法演示，备份的样机都没有。

        就在这种提心吊胆的情况下，我们的展示会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当然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我觉得再如何事先规划，擦屁股的事也免不了，而且总是在最后一分钟。虽然我们有当地的合作机构协助做了很多事，但我在最后的开会前一分钟还在和集团市场部的一位彭同学一起在展示台边。干什麽？绝不是背着手闲站，而是桌布突然脱落，我们只能用手把图钉一一死命地揿回硬木桌。几天后我的手还一直发红。而这位倒霉的彭同学也无辜受难。说起来当时飞利浦有一个集团市场部，领导者是飞利浦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女将Sally Hui （中文名：许少铃）。那几年飞利浦集团赞助很多中国的大型体育活动，包括足协杯等等，全国转播，搞得风生水起，还协调各个产品分部的各种大型市场活动。而集团市场部在中国只有三个人，其中之一就是Patty在我一进公司就给我介绍的这位彭大哥。有次在电视里看到足协杯转播时，场地里就有个人不像其他记者一般扛着长枪短炮，而是与众不同的斜挎一个学生包，以比足球运动员冲刺还快的速度在场边疯跑，赫然就是彭大哥。第二天公司遇见忙问他咋会事？答曰，是场地上飞利浦广告牌上的字掉下来了，赶紧在比赛间隙再贴回去啊。呜呼哀哉，再次说明，市场部的活都是体力活啊！他的书包里肯定不会是菜刀，而是榔头和强力胶吧。没有敢问，纯粹找打。

        后来的有一年足协杯决赛，我们也有赞助一块广告牌，这和彭大哥的辛勤工作绝对分不开。顺便再次感谢彭大哥为我们那次活动帮忙制作的广告衫。我家里至今还留着一件呢。下一篇讲讲我在Patty手下，也是因为这次路演活动，辛苦的第一次哭。

        好像说了半天，我还没被飞利浦录取呢。Patty直接接了我从复旦学生宿舍传达室打去的电话，“直接”是因为秘书还没报到上班呢，而Patty也没多说什么，电话里问了我什麽原因坚持要去飞利浦，我也直言相告。Patty说让我再去一次和她见面谈。第一轮工程师面试已经让我横穿上海三次了，从东北角的复旦到西南角公交车罕至的漕河泾。看来第二轮又要开始了，果然再次和Patty谈的满顺利的，估计Patty看我诚意十足，又是刚毕业的学生，照主席的说法，可以画最美丽的图画，所以也没有难为我，绝对是妙笔生花描述了一遍美丽的空中楼阁，就要求我准备下一个面试，和香港的比利时鬼佬经理谈，并准备个Presentation，讲述为何飞利浦要雇我。一下子一个头两个大。我是张白纸，也不能说因为我是白纸，所以飞利浦要雇我啊，不然便是白痴了。准备了一个今天看来其烂无比的Presentation，但是当时真是花了很多心思。不说内容好坏，我是买了最贵3M的幻灯片，复印好，带去准备做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说的。没想到在个小房间，和Patty讲了一遍，再和比利时佬讲了一遍，感觉差透了。估计无论如何飞利浦是不会要我了，没想到人事部经理不久打电话，让我去签约了。第六次横穿上海去漕河泾，挤公共汽车3个小时，但是心情无比愉快。当时我也有了另外两家单位的offer，一个是长途电信局，另一个是贝尔阿尔卡特的合资厂。但是我也决心去飞利浦了。花了我这么大力气，再不去亏大了。当然更是由于Patty的画饼功力出神入化，想想夜里睡觉也要笑醒过来。就此跟着Patty见证了中国VCD产业的一段传奇。

        当然那个时候的我，哪知道什麽叫市场营销啊。就在学校里见识潘婷促销品发起来很热闹，抱着一本当时很流行的第五版的科特勒的市场营销中文版，死命狠读。当然是为了准备面试了。我在96年七月份开始上班，Patty让我准备10月份在上海和北京办两场DVD的路演会，全权负责。地点一个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另一个在上海的贵都饭店。大学刚毕业的我要在三个月内筹备两个都是上百人的专业市场活动，包括接待荷兰技术专家，安排邀请中国业内专家和企业主，媒体专业人员，技术介绍会后还要吃饭。两个活动就在10月的第一周和第二周。我当时就觉得干市场的也要拼体力啊，腿肚子转筋也要死撑啊。而接下去的有些事恐怕一般人就想不到了。比如邀请信有几百封，要提前一俩个月发出去，没有其他人手忙这个，因为同时另一个大项目在展开，12月底前外高桥的工厂要开工！七月份的时候去看，刚盖的厂房油漆没有干，内部装潢还没开始呢。所以哪有人帮我干市场啊。就我一个！紧急的时候我还去工厂帮忙要处理很多事呢。说起来有趣的是，我们的工厂没有盖好前，外高桥保税区公司免费先借我们办公场地，是他们原先的娱乐室。所以我们的第一批电脑都是架在乒乓桌上干活的，椅子也不够，幸好我们也不是所有的人每天都去报到的，所以各人的东西在桌子上，谁去上班了就拿空余的椅子来座。免费的办公地点和家具，都没什麽奢求的。而且他们的食堂实在不错，因为有国家补贴。我们花５块钱，就等于蹭了国家的另外５块钱补贴，伙食当然好了。很久以后还想着有机会再去蹭。话说回来邀请信要手工写，因为当时的电脑和打印机配合奇差无比，只能手写啦。数百个信封，写起来才觉的真不是人干的活啊。要字迹端正，又要不能出错，数量一多，是人就要趴下。这个时候，Patty忙完她的活，走进来和我一起写信封了。两人一分，Patty又看到认识的名字，随即就讲些有关这个人的小笑话。繁重的活一下子就轻松很多。那么多的笑话，我相信她可能真的和那么多天南地北的人都交上朋友了吧。我一直记得那个场景，忙完自己活的她没有回家去陪自己的孩子，而和我一起端端正正写每个信封。我总在想做老大能做到这个地步，应该不多吧。一方面，充分信任和放权，让初出茅庐的我独挡一面；另一方面，又和部下一起做最琐碎的事情，一起聊天。不说对家庭的牺牲，创业期间的艰辛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啊。说到这里，可以看出，公司开张，除了一点点开办费，很多费用要么挂账，要么要求免费的支援。那个工厂也是属于外高桥的，租给我们，而我们有权利在3 年后买下，而租金可以用来抵购买费用。另外还有筹备期间免费办公场地设备，班车交通等等便利。这也可能就是Patty选择外高桥的原因之一吧。

        可惜找不到原公司的照片，原来门口的两根巨大的旗杆就是我在开张前联系厂家紧急定制安装的。这里只能放一张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大照片了。是我挥洒了最宝贵的青葱岁月的地方，也是Patty一生中事业最有成就的地方。临着大海，在大上海的最东北角。而Patty的西雅图也临着海，希望她的墓地也能在海边，她应该是和海有些缘分的吧。愿她的灵魂在那一端安息。

        扯到人员招聘了，回来继续讲商业秘密吧。由于种种原因，如价格和供货便利性等等，索尼当时的业务量要比飞利浦大好几倍。而从产品本身而言，没有多大差别。甚至可以说飞利浦的东西比索尼的还要好，不是好在机芯，而是伺服。当时飞利浦的半导体采用数字伺服技术，索尼是模拟伺服。什麽区别呢？举个简单的例子，伺服系统好比是控制导弹的追踪系统。数字伺服呢，自动锁定目标；模拟伺服呢，要手工调整才能精确搜索。也就是生产线上多到工序，出厂时的寻找能力差不多，时间长了激光功率损耗后才会有区别。而当时CD的冗余度很强，模拟和数字伺服的差别真的不大。然而，就在1995年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出现了，那就是信息量相同，而冗余度大大减小的VCD。

        在中国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有过文化娱乐生活极度贫乏的经历。一部苏菲马苏的初吻，或罗杰摩尔的007系列，又或是香港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多么令人回肠荡气。可惜当时只能用录像带看。93,94年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里做过录像厅的生意，放映达斯汀霍夫曼的毕业生。而当时20多元人民币的一盘空白录像带就相当于几十斤大米，能供一家人吃一个月。3000多元的录像机更绝对是奢侈品。松下G8让当时的大连华录挣钱无数。就是如此贵的录像机，93,94年在中国的销售量硬是卖到了数百万台一年的销售量。而当时录像机的取代品已经搁在了全球大电子厂商的设计师案头了。但绝不是VCD，而是DVD！事实上，VCD的标准在1989年就制定了，原理上就是制定一个读取标准，用ＭＰＥＧ， 一种编解码技术来转换图像和声音信息，数字化视频信号，从而实现在碟片上存储的技术。。在1993年的CES上，展出一个VCD原型的孙燕生和安徽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所长姜万勐偶遇，双方一拍即合，很快成立了“万燕公司” (各取两人名字中的一个字)，制造了中国的第一台VCD。而当时显然其他的国际巨头们并不重视这个技术，而是DVD。因为一般VCD的存储量还是700M左右，而DVD是VCD 的7倍以上，至少４.7G的容量，但是标准正在几家巨头之间争斗。所以几乎所有国际电子厂商都把精力搁在DVD上，意欲决定高下。94,95年正是东芝华纳松下集团的SD-DVD标准和飞利浦索尼集团的MM-DVD标准斗的最酣的时候。谁的标准胜出，谁的未来利益就得到保障。就好比又一场录像带VHS和Beta标准战的厮杀。没有人认为VCD夹在录像机和DVD中间有任何市场机会。也许在DVD标准形成一两年后，就没有别的产品的空间了。94年全球的VCD最多几万到十几万台，到95年也绝对就是几十万台。而DVD反而是尘土飞扬，张狂的很。并且VCD碟片除了中国有，其他国家片源屈指可数。真不知道当时Patty是如何用28场演讲来说服Y. C. Luo和一堆飞利浦大佬们的。只能留一个问号给早已退休在台湾逸享天年的传奇人物Y. C. Luo，而无法再问英年早逝的Patty了。一痛。但是Patty的神奇演讲能力绝对有很多经典故事的，稍后再叙。

        我们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 VCD从技术上来讲没有什麽困难，用几乎是现成的CD机芯加上MPEG解码技术就可以了，又几乎是全数字化的主要电路结构，全不似录像机般要复杂的磁头磁鼓机械结构等等，只要有现成构件，几乎谁都可以组装。问题只剩下：市场认同吗？在当时外销几乎没有机会，要做只有中国内部市场。万燕公司在1993起极具野心的投入数千万元，既生产VCD播放机，又购买音像版权来发行VCD碟片，很快销售未如预期，倒地不起。由于飞利浦使用数字伺服，在读片能力上就有了先天的优势。考虑到VCD的信息冗余度较小，所以万燕首先就选用了飞利浦的机芯。但是随着万燕的倒下，飞利浦的下一个客户在那里？机芯的价格做不过索尼，在CD市场上只能做备胎，而VCD还有的做吗？这时候，飞利浦在香港的销售经理是个五十多岁的比利时人，不会说中文，报着守成的观念继续着飞利浦以香港为主的生意。这个时候，Patty的到来，对于中国的VCD市场，对于飞利浦而言，又意味着什麽呢？那些接下去5年内绝无仅有的在低利润率消费电子产品业中涌现出的无数央视标王，准标王们，那些时候又在那里呢？一场又一场堪称经典的中国商战传奇又是如何在此埋下伏笔，又接下去和Patty那注定不甘于平凡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呢？

        附罗杰摩尔的007海报，和索菲玛苏的初吻剧照